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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青春!

 

原创 文/薛之明

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我们注定会遇到不同的风景。

                    ——引子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在离家五里的一所乡镇中学读书。周一到周六在学校住校。每个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带上干瘪的布袋和空菜罐子回家,在家里歇上一宿,星期天下午再从家里背上一周吃的粗粮和咸菜回校上晚自习。

同学大部分和我一样,来自周边的村庄。这些村庄,在皖东大地非常普遍。一个村,往往同姓居多,以血缘宗族为主。村庄的命名也多以地理特征加上村里的大姓来命名。比如,岗徐,洼黄,洼张,涧王。也有的村庄按大小、方位来命名,如大朱,小朱;前张,后张;东孙,西孙等。在中国,研究村庄的命名,那是民俗学家的事,绝对可以写一本大书。可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昔日热闹的村庄已现“空村化”。我出生地——寿陈,三年前,已全部搬迁,房屋被夷为平地。只有村西头那一方池塘,和塘埂上一株干枯的柳树默默见证着村庄的兴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只有在梦里了。

学校生活是紧张而快乐的。早晨五点多,我们在嘹亮的广播声中起床。打着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在白炽灯“丝丝”声中晨读。有读历史纪年表的;有读英语单词;更多的是背诵古诗文。我们在读书的当儿,身体还要不停地晃动,以抵御来自教室外的寒冷。晨读结束后,天也麻麻亮了。我们一路小跑着去食堂,用热水洗手,刷牙,洗脸,吃一口热乎饭。初中三年,教过我的老师,有十几位,印象最深的是生物老师。老师身材高大,说话风趣幽默,写一手飘逸的板书。

课余,我常常和伙伴们在校园内漫步。我在那里呆了三年,学校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不过。左手三排十二间红砖红瓦,是三个年级的教室,右手三间水泥砖房,是校长室、教导处和教师办公室。调皮捣蛋的我们常常成为办公室的“常客”。

校园没有围墙,完全开放。附近的农民喜欢抄近道去田间劳作。他们赶着牛,拉着车,穿过书声琅琅的校园,别是一番风景。

镇西南二里处,有一片岗地,老街上人皆呼“西大山”。山上高低错落地生长着许多杂树,有刺槐、楝树、桑树,尤以矮松居多。山脚下有一方竹林,清风拂过,摇曳多姿。林间常聚集着一群麻雀、斑鸠,叽叽喳喳,叫着,闹着,似乎在开一场盛会。

暮春时节,我们在午休时间来到这一片林子。读书,下棋(有一位同学,用黄泥做了一副象棋,我们一直玩到毕业也没有坏),谈天,或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将身体摆成个“大”字,便有了“天人合一”的顿悟。慵懒的阳光从槐花的缝隙中洒下来,斑斑驳驳。

孟夏草木长。草木经一冬一春的阳光雨露,这时都在拼命生长着,秀而繁阴。长的草里我们是不大去的。有一回,一位女生在灌木丛后小解,被栖息于草丛中土公蛇咬伤脚踝,差点丢了性命。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入五月,农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割油菜,插春秧,给春玉米、春花生除草,整理打麦场。小满十天后,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眼望去,翻滚的麦浪,似金色的海洋。大人们在地头估摸着产量,计算着收成,相互说着恭维话。开镰了,一簇簇麦子被放到,扎成捆,再用牛车拉到晒场上,铺开暴晒。男人们戴上破草帽或者裹上一条旧毛巾或者干脆光着头,在烈日下,用石碾子一遍又一遍在麦秆上碾压,直到麦粒脱落。孩子们将卸下的水牛牵到池塘“打汪”。妇女们用木杈将麦草叉起,在场边堆成垛。男人们在树荫下喝过茶水,吸过纸烟后,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扬场”中去。

每年麦收时节,学校照例要放“忙假”。孩子们要回家帮父母收麦子,老师们也要抢收自家地里的麦子。孩子们在午季里是大人的小帮手:男孩子割麦,打捆,推车,起场,样样在行;女孩子放牛,喂猪,洗衣,做饭,减轻了母亲的家务活。

麦收完了,农人们的工作又转入到播种上。栽麦茬秧,给春秧田除草,施壮苗肥。旱地开始种上夏花生,夏玉米,芝麻,黄豆。种的最多还是红薯。这作物原产于美洲,明万历年间闽商陈振龙由吕宋岛“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混过关卡,带回国内。明末大旱,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栽培。因耐旱,产量高,深受农民喜欢。

待到大田的甜瓜断苦,西瓜瓤红,孩子们放暑假了。

远离了枯燥的课堂,远离了繁琐的公式,远离了老师严厉的眼神,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来说,最快乐莫过于暑假了。

暑假注定是我们的世界,这广阔天地仿佛有着无穷的乐趣。

炎炎夏日,大人们经过麦收夏种后疏懒了,常常要睡午觉。孩子们可没有午睡的习惯。篱笆墙边,矮树丛中,你看,谁家的孩子光着膀子正在蹑手蹑脚捉蜻蜓,这小小的昆虫似乎并没有发现孩子的企图,待孩子猛然伸手去捉时,忽然一个旋身,飞走了。

捉不了蜻蜓,我们便去池塘戏水。水面有十几亩的光景,我们从池埂向池面一侧游,再从池面往池埂游,一个来回,看谁用时短。我那时虽不是第一,十几个孩子中也排名靠前。当然,这与我从小练习游水有关。母亲曾跟我说,我三岁时,滑进了自家门前沟渠里,差点淹死,幸被一过路人救起。我常常跟小伙伴们吹嘘,说我是水命,淹不死。

游累了,我们便在水面摸鱼。午后的池水表面很热,草鱼喜欢游到浅水区觅食。我们便比赛谁抓的鱼多。抓到的多为一搾长不到的小鱼,我们用扒了皮细柳条穿起来。有时,一中午竟能逮好几串呢。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的,当日历翻到九月第一天时,我们又回到了久违的学校,一切是那么新鲜:往日雨天泥泞的校园道路,铺上了砂石;占地六亩的操场经过了整修,杂草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校长室所在的山墙上新刷了一块黑板,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着开学通知。

相同的校园,不同的教室,老师也有了调整。原先带我们英语的武老师,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位代课老师,姓李,据说仅有高中学历。再上课时,同学们眼里便多了一份不屑,很不以为然。年轻的老师虽使出了浑身解数,课上的依然平淡无奇。我们常常在他的课堂看小说,说小话。或者在他板书时,故意弄出声响,待他回头时,我们又装作好好听课的样子。若干年后,当我也走上讲台,才明白喧闹无序的课堂对老师是多么大的伤害啊!

教师节很快就到了,学校照例要举行庆祝表彰大会。那一天,全校学生被集中到操场上。操场的正中央放了几张课桌几把椅子,课桌上铺上了红色的窗帘布,那是校长的主席台。高音大喇叭放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连远在五里外田中劳作母亲,事后也问我,你们学校又开校会了吧。街上的居民,附近村子里活不多的农民,也都赶来看热闹。

校长回顾了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展望了学校的发展前景。末了开始念受到表彰的教师姓名,获得表扬的学生姓名。被表彰的老师在主席台前站成一排,接受校长和师生的祝贺。被表扬的学生,每人发一份奖状。奖状被母亲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那面贴满奖状的墙,成了母亲的骄傲。有人来访,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去瞟一下。

初二学期,课程新增了一门物理。教物理的是一位秃顶的小老头,幽默风趣,我们渐渐地爱屋及乌,喜欢上物理课。老师总能够调动我们兴趣,让我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这年暑假期间,我学会了踩单车。说来,还得感谢一位远房亲戚。他家有一辆旧大杠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但在我看来,确是宝贝。我软磨硬泡了好半天才答应借给我。我经常在黎明或者傍晚在打麦场练习骑行。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轻,早起晚归的鸟儿在我身边欢快地飞过。不多久,我就能自如地上下了,惹得同龄的孩子们很是羡慕。

父亲决定给我买一辆属于我的自行车。当我知道父亲的决定时,兴奋极了,梦里似乎都在骑着车子在走。买车的事,经历了一些波折。那年秋天,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成熟的稻子,来不及收割,倒伏在田里,发了芽,减了产。后来,父亲还是咬咬牙,往乡里的粮站,连送三板车稻谷,才给我换回来一辆崭新的“长征”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初高中岁月,直到到外地读大学,才退役下来。

高中是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上的。

从此,有幸结识了许多德艺双馨的老师。教语文的是一位小老太太,齐耳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间,颇有一种大家闺秀的范儿。老太太教书很有章法,听说读写,字词句段,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如清风拂面,春风化雨。高二时,语文老师换成了王老师。老师的课堂也颇受学生喜爱。课堂常被老师用来读报纸,读名著。印象最深的是读《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段。老师精彩的朗读,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原来语文还可以这样教,这样学。我们渐渐地喜欢上了语文课。

有人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辈子的幸运。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生涯中,遇到多为认真负责的老师。他们渊博的知识,儒雅的风度,达观的心态,心系学子的眷眷之心,氤氲了我整个求学之路,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七月,高考,还是如期而至。十几年三更灯火的苦读,终于在两天的煎熬中画上了句号。生活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青涩的青春,似又带着甜蜜的芳芳,陪我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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