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智能机器人将会威胁人类生存？这绝不是幻想，人类需重视起来

互推小编 2023-06-10

第1章　是改变观念还是没落：你可以选择

我去过无人居住且沙漠化仍在加剧的非洲；去过若干城市规模大小的冰山融化掉了的南极，海平面上升了；去过拥有在阳光下反射出浪漫光泽海域的印度尼西亚——只不过这些光泽主要来自塑料垃圾，它们随着波涛荡漾，将数百万海洋生物折磨到窒息。

未来10年后，人类将面临两个关乎生存的挑战。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不日将至的生态崩溃？我们如何利用包括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在内的指数型技术，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建造成为一个真实人类的天堂，而不是一个让子孙后代像圈养动物或无意识的僵尸一样苦苦维持的后人类地狱？

这场游戏关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因此，我迫切地提议，把“气候变迁”或“全球变暖”这类毫无杀伤力的表述从词汇库里删除。这哪里是只意味着一丁点儿太阳能增加的“变迁”，气候崩溃迫在眉睫。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在于大家仍然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来到我们身边，施以援手。新兴技术虽然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生态崩溃，却不能自发地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得清醒地做出决断，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技术达到怎样的目的。

如果我们下不了这个决心，那么第二波生存危机将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它甚至比即将到来的生态崩溃还严峻，那就是超智能机器造成的人类失势。这个问题有着很强的威胁性，因为所有人都曾考虑过这件事，却以为那不过是“技术宅”的胡思乱想或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事实上，这一威胁的现实性与气候崩溃并无二致。我们只是感受不到它离我们有多近罢了。

因此我们亟待一场全球性的意识革命。只有我们所有人都了解和认识到，这些挑战危及我们的生存，我们才能拯救我们的地球并保护人类这个物种免遭灭绝——不，只是可能免遭灭绝。难不成我们更愿意看到数十年后有机人类的纪元是如何以一种惨淡的方式走向终结的吗？

若干年后，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将因为气候的崩溃而不适宜人类居住。这恰恰就发生在这片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大陆上。数百万的居民将逃向欧洲，成千上万的人会溺死在地中海中、渴死在沙漠中，除非我们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

若干年后，拥有超人类智能的机器人将遍布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将不再是这个星球上最智慧的物种。

若干年后，制造业和物流业将实现极大程度的自动化。在全球范围内，数百万的工作机会将不复存在。首先受到冲击的将是那些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延长的工作台”却称不上富裕的低收入亚洲国家，它们可能被迫重回贫穷和失业的困境。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游戏和针织品的制造业将大量重回欧洲和美洲，回到上述产品的消费国。因为机器人的工作成本与其所处地域全无关系，而且在本地完成的全自动化价值创造流程将使“最后一里路”的成本最小化。实际上，京东已经快走完这一步了：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这家在西方尚鲜为人知的万亿级中国企业将创造出一条完全自动化的价值生产链。

若干年后，富裕的欧洲和美洲国家也将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如今我们在企业里依旧谈及“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不过急需在思维上做出转换。因为一旦算法能够胜任，它将被更有效地用于配置资源。在自动化的世界里，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会计、专职人员、销售专员、代理商、经理以及工厂工人，完完全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么，这些明天不再被需要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何以为生？他们将在哪里谋得职位？他们会接受突然变得无用的宿命吗？还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就不得不面对骚乱、暴动？我们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如今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然拿到了大量选票，在我们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多少“忧心忡忡的公民”直到经济确实下行的时候才会想起去追随魔笛手^[1]？

“才不会有这么糟糕的时候，”你可能会如此反驳，“而且还有像程序员、软件工程师这样的新职位被创造出来，这些行业对人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不，长远而言，不会出现如你想象的那般大量的需求。机器人将由可以自主学习的算法来控制，这类算法可以独立发展，甚至可以编写出应用于其自身的新软件。公交车司机或会计却没办法如此轻易地转型为软件工程师。此外，绝大多数其他岗位的消失并不会催生出替代性行业。

配备芯片大脑的自动化医生将为我们施诊，并安排必要的治疗。机器人将操刀为我们实施手术并开展护理。这里讲的并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而是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即将发生的事情。它们为我们盖房子，管理物业和工厂。汽车、火车，以及飞机将实现自动驾驶和自动飞行。翻译、编辑、作曲家以及编剧也将被机器替代，而且我们不会发现质量上有任何差别，即便有不同，也是变得更好了。

机器创制的作品将会费心尽力地娱乐我们，在情感深处打动我们。医生运用算法做出的诊断和制订的治疗方案将比其“有机”前辈更精确和有效。自动化的道路交通和航空运输中发生事故的概率将降至现在的若干分之一。如果一切成真，那将多么美妙。然而，这是一个至少可以分为两面的预言吗？

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几乎在方方面面碾压我们，包括专注度和优先性考量。它们的算法对于精准地产生和完美地模仿人类情绪无能为力。然而，它们冷酷的新逻辑智能会保障它们免于像典型的人类那样触发压力和盲目的劳碌。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模式，需要对工作有全新的理解。或许会有答案吧。我提出的量子经济模型，就是要为你呈现一个初步的理念。但你的参与也同样不可或缺：我们要共建未来……

[1] 1972年上映的电影《花衣魔笛手》中的角色。

戴上量子的眼镜！

一旦人们开始从量子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很快就能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一主题已经诞生了许多思想、创作。话剧作品《平行世界》就是其中一例。它把量子技术同时运用于柏林和多特蒙德两个彼此交叠的舞台上。¹在新的学科分支量子认知领域中，人们尝试用量子理论的数学公式构建认知现象模型，模拟人类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

看看此间的媒体宣传，许多东西也和量子挂钩了：从“量子行为”到“量子医学”和“量子创造力”，再到“量子资本”。大量的短视频、模型和示例使得不懂物理学的人也能明白量子力学的无穷效应。

美籍德裔政治学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已然成为一位“量子社会学家”。他预言，不久的将来，新科学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他人、自然的关系。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量子思维与社会科学》中，他写道，社会科学完完全全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之上：在大概150年前，其创立之初，社会科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思维和我们人类社会遵从于“经典”物理学法则。乍看之下，这个基本假定依旧合理。归根结底，我们这些人确实像桌子或椅子一样，都属于肉眼可见的物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规律。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社会进程却并非如此：它们更多地表现为量子物理学领域里的非局域性和叠加性等。

博弈论是量子理论发挥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它建立了一种方法，在有明确规则和预设结论的情况下，两个或多个行动者（参与者）之间建立战略互动模型。在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这种进路非常受欢迎。量子博弈论是经典博弈论的再发展。它主要的出发点在于，人类的彼此牵连是无法消除的，所以我们的经济制度以及我们对幸福的追求也必须从这种彼此牵连的角度去考虑。

构造量子经济依旧面临这样一个核心挑战，那就是量子物理本身尚不可理解——尽管专家们都能够道出一二。就连像约翰·冯·诺依曼这样的高端量子物理学家和博弈论专家都承认：“你理解不了量子物理，你只能适应它。”更夸张的是百年一遇的天才爱因斯坦灰心地给出这么一个注解：“这个理论给我的感觉，有点儿像某个聪明绝伦的偏执狂臆想出来的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全是些不连贯的思想要素。”

连这些智慧的大脑都不能为我们解释清楚量子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为什么非得跟量子物理学纠缠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道路，沿着它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去解决迄今为止依然棘手的难题。依照我对世界的理解，意识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物质为什么可以发展出意识？我们用经典物理学的框架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遑论解释人类意识这个谜题：为什么一些特定的行动方式总是伴随着意识？物理进程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大脑中形成主观经验的？我们连如何表述清楚这些问题都不知道，更别说给出答案了。我们对社会进程和经济进程浅薄的理解基本也是如此。

有一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印证，那就是：只要引入量子的观察角度，我们便可以在多个研究领域中更进一步。反之，在这些领域中的更进一步，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量子力学的奇妙世界。采用量子的视角去观察经济对于更清楚地把握经济进程中的殊异之处是很有帮助的。量子经济学家阐述的数学公式可能会对量子物理学家有所帮助，后者依然在苦苦探索纷繁复杂的量子效应背后的基本原则。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日渐清晰，那就是，从事不同领域研究的人员皆有必要开启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量子解读以及对其蕴含的经济的量子解读。

其间，一些量子经济的进路业已出现，它们各自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或许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领悟以及精力转向此处也助力造就了这一现实。从量子的视角来看，这是绝对可以想见的。诚然，促成这一现实的或许是业已成熟的时机，所以这么多人会致力于此。在我通过哲学观察走向量子经济这一进路的同时，他人从学术角度或精神层面入手，与我殊途同归。

一切的一切彼此关联并互相影响。这个世界并非个别组成部分的加总，因为组成它的不（只）是原子。百年来科学家对这些个别组成部分的阐述越发准确，然而由于他们采用的方法，同时也制造了互不协调的诸多谜题。每一个侧面都相当接近真相，却永远无法成为真相本身。因为真相是“量子性的”，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理解不了它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在谈及量子物理学时曾告诫：“当你确信你理解它的时候，恰恰说明你不懂它。”

回到30年代？

当今世界的格局很像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的极具爆发力的混合状态：纳粹即将上台，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不日将发生。

历史从未原样照搬地重演过，但其与今天的共性足以给我们警示。投行一如从前在追求高额利润，但利用钱去生钱与真正的价值创造大相径庭。从大量增发货币制造的虚假繁荣里获利的不过是少数人，尤其在西方国家。而在传统的富庶地区，大量的国家或公民在紧缩政策下被扼住咽喉苦苦呻吟。紧缩政策导致大规模的民众陷入贫穷，进一步加剧了趋向危险的社会割裂。

腐败的政体、国内战争，以及沙漠化的加剧令越来越多的非洲地带变为无人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迫逃亡。难民流向的主要区域（特别是欧洲和北美洲）非但没有在难民管理和难民融入上付出多少努力、给予协调，反而采取封闭措施，加剧了种族仇恨。类似的割裂状态曾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和种族灭绝，至今尚不足百年。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我们正在驶向深渊，急需调转马头？

我们需要新的启蒙，需要一场意识革命。因为我们的民主政体离一个启蒙了的社会相去甚远。我们必须就如何应对指数型技术、人工智能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动化做出决断。当然，前提是确实预留了一些可供决断的空间。此外，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治理模式和经济模式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巨大挑战。

这三个要命的因素——未启蒙的社会、对指数型技术不清不楚的态度，以及不恰当的体制造就了如今这一诡异的大环境，生活其中的许多人被迫身陷于节奏越来越快的工作，与此同时，内心又陷入一种失语状态。几乎所有与我交流过的人都承认，这些混乱又密集的大问题令他们很焦虑，然而少有人有所行动——他们内心挫败，却又用奢侈品和傲慢装点外在。我们不过是在说服自己，“这种事情”不会继续下去，最终我们都将醒悟，也都会明了。你或许会说，时至今日我们不是已经掌握了所有那些伟大的技术吗？那就应当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才对！

然而这不过是孩童的幻想。只要这三个因素没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就不可能有解决方案出现。

是时候反叛一次了……

有一个好消息：当今形态的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并非注定要结合在一起。技术向破坏性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利润最大化有关，基本上或完全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我们刚刚步入现代化的时候，还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启蒙，只有发明者在技术方面的惊人天赋，他们制造出了打印机、机械手表、显微镜以及望远镜。牛顿、莱布尼茨或伽利略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发现和阐释了与量子物理相区别的“经典”物理学定律。康德、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学家发现，人类能以“理性之光”照亮一切黑暗——无知、谬误以及偏见，人类以往一直为其所困。也因此，启蒙的英文单词“enlightenment”本意为“照亮”。正如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界定的那样，“理性”不只意味着经验式的感知和符合逻辑的因果式思维，还包括基于自身的批判式验证。

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即便这种误解已被广为传播。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70年前后，环境显露出种种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这百年间，亚当·斯密意义上的物质性资本主义不过是以必要之恶而存在的，它赋予了至少对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言前所未见的富足。不过，罗马俱乐部^[1]（Club of Rome）早在其第一篇报告《增长的极限》里便阐明了，这一备受推崇的，据称可以将增长和利润肆无忌惮地最大化的制度存在根本性谬误。

我们的经济制度依然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到最后一切都会变好，那些怀抱最大私利之心和最冷酷意图的无耻浑蛋最终也是在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而行事。但这一始自工业革命早期的经验法则今天已不再适用。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超级资本主义时代，以算法为基础的大型跨国企业的股东将全球经济增值中最大的那块“蛋糕”据为己有，却让所有其他人承担可怕的后果：割裂、困扰、动荡、生态崩溃，以及在新寡头实验室里不断得到开发的超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统治性威胁。

我们尤其需要摒弃的，是技术进步将自动带领我们去往乌托邦的错误想法。此外，技术进步也不能使我们免于经历右倾民粹主义分子主张的倒退运动，免于极端自我的专制者的统治。事实恰恰相反：只要指数型技术依然被现下的巨型资本主义奉为圭臬，民粹主义的排外运动、极右和极左的党派及群体就会越发猛烈地摇撼这个世界，让追求理智和协调的举动几无存在的可能。

何况我们距离这种歇斯底里和疯狂并不剩下多少时间了！寓意世界毁灭的时钟已指向11:58。这座1947年由《原子科学家公报》拟制的“末日时钟”的初始时刻被设定在了11:53。理由是，当灾难就在眼前时，人们通常会说时间已经到了“11:55”。自那以后，根据全球危机的状况，这一时钟指向的时刻会被相应地前拨或回调。至于当下状况究竟如何，要由一个囊括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的委员会来判断。目前这座末日时钟显示的正是11:58。²像现在这样距离灾难如此近，此前只有过一次，那还是在美国和苏联前后脚试射氢弹的冷战时期的冰点阶段，那时核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一个践踏我们的价值、无视经科学验证的事实，并且对独裁者独具好感的美国总统，我们为什么只是愤愤不平呢？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这个净惹祸的家伙消停下来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巴士底狱在哪里，那些蜂拥而上占领它的制度摧毁者又在哪里？

从右派到左派，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根儿上就有问题。那么我们准备什么时候着手改变呢？在美国和加拿大设立的“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启发。它得到了美国哲学家、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数学家埃里克·温斯坦，以及生物学家、进化理论专家布莱特·温斯坦的共同推广。普罗大众推崇的评论人、播客和YouTube的博主以及畅销书作家在这个平台上发表的各类政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条播客在3～4个小时之内就能获得上百万的收听量。美国人乔·罗根面对他这个获得了如此成功的平台说过：“人们对深度、真正的对话和各异的观点有着深深的渴望。”

[1] 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

为什么十六个路易里（至少）有一个是多余的

众所周知，路易十六是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的最后一个国王。1793年1月，也就是“巴士底狱陷落”四年后，他被雅各宾派处死了。直到今天，依然有历史学家在讨论，将路易十六换成一个强悍一些又没那么优柔寡断的君主，是否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君主制度。

然而这样的争论并未涉及问题的核心。在路易十六之前，已有十五个同名的国王坐上了王位。这个状况强有力地表明，激进的制度变革已姗姗来迟。“路易”模式早就不合时宜了。路易十六大肆扩张海军，站在美国一方，大战英军——这大大消耗了国家财政。在帮助美国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他甚至无意间推广了民主和人权的观念，讽刺的是，法国人民正是以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将他赶下了台。他的夫人玛丽·安托尼瓦特是奥地利的女大公，她奢靡的作风也是路易十六在无权无势又贫困的底层“无产阶级”当中民心渐失的原因之一。

路易十六对世界的无知相当离奇，他1791年6月以蒙梅迪为目的地的逃亡之旅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这位国王没有悄悄地快速逃走，反而选择携眷带从乘坐笨重的饰金马车。在抵达一个叫作瓦雷纳的边境小城后，他突然来了兴致，想在一个驿馆中用点简餐。或者，这是玛丽·安托尼瓦特的主意？尤其偏爱糕点的她早已在饥民当中声名狼藉。当路易十六拿出一枚刻有其肖像的金路易币付账时，他被驿站老板的儿子认了出来。后者随即通报了革命军。革命军在路易十六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奥地利盟友提供支援，与他共同“镇压叛乱者”。路易十六貌似体面地在位了一段时间，但实际上他已被雅各宾派软禁起来了。雅各宾派于1792年9月号召建立共和国，很快便以“谋划危害公众自由及国家安全”的罪名公开将路易十六斩首。

如果路易十六够聪慧、够果断，君主制就有救吗？未必尽然。问题出在静止的等级化封建制度上，而非其软弱的性格。封建主义意味着，领主仅以其头衔及出身便可享有特权、坐等回报，而无须为此付出任何东西。此外，在有着天主教传统的法国，教士也会特别受到优待，所有其他人则统统被划归到“第三等”。

封建制国家奉行的是人人安守其位。开明民主制的信条则正相反，它宣称的是：人人皆平等，不仅平权，而且平等地享有自由。借由约翰·古腾堡发明的西方活字印刷术展开的技术革命使普罗大众有机会接受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启蒙和教育。就连启蒙者自身多数也并非来自贵族阶层，他们虽然是学者、发明者或哲学家，却被划归为“第三等”。他们作为非特权阶层，与其中世纪目不识丁的祖先基本没什么不同。

然而，技术革命带来的启蒙和教育是将带有天然不平等性的封建君主制击垮的炸药。不仅仅是在法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和瑞典。那里的皇室虽然得以继续留存，却不过是共和国的装饰以及各自国家的对外象征。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首先，只有在旧有的体制被摧毁的前提下，启蒙者的观点和要求才有可能实现。最后一任国王的下台（不一定是被处死）就是这种必要的颠覆的一部分。

其次，因为我们今天的处境相当类似：旧有的制度与新兴的技术已经无法兼容。权力和财富再一次被一小撮特权阶层所掌控，需要再来一场“革命”（当然是其引申义），去摧毁传统的制度，用更好的、有益于未来的制度替代它。在量子经济下，物质性的过度消费将被后物质主义的供应品所取代，疯狂掘金的自利者将受到同情和体贴的感召；对资源的消耗将降低到一定程度，足以保证我们所在的星球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并进一步保证人类的繁衍生息不会中断。

驯服指数型技术：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别再说什么“数字变革”和“破坏性技术”了吧。技术本身毫无危害性可言。关键在于，我们将它用在何处。而且“数字变革”并非自然生发之物，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其实可以而且必须做出决断：将变革引向何处。

不久的若干年后，量子计算机作业应该可以实现。多亏了尤瓦尔·赫拉利的畅销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研读人工智能。赫拉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与此同时，现实的发展又已经甩开我们很远的距离了。未来10年的变化将比过去30年的所有突破加起来更剧烈。对指数型加速的概念性理解，我们都不陌生——迈出30步，你可以线性抵达30米之外，指数型跨越却意味着绕了地球整整26圈。虽说如此，关于指数型技术的具体影响，只有少数人展开了思索。然而，它正是量子经济带给我们的核心问题：在明日世界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昨日及今日的规则会统统失效。

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可以取而代之的新规则和数学模型：量子经济是不可计算的，其核心部分已然同亚原子级的量子世界别无二致。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可预先界定的目标，不能一步步地去实现，毋宁说它是通向未来的一条出路。没有人能替我们省下这段路程，日后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人，除非我们想把这份辛劳转嫁给技术。但是这种转嫁的代价非常高：我们将完全失去对自身以及我们所处世界的控制——我们不再为人。

挑战不可谓不大。人类历史上尚未有掌控技术发展方向的成功先例。但这次势必要成功，因为不像过去经历过的种种时代，一旦失败，我们日后便再无机会去驯服这些新技术，纠正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意味着技术革命的印刷术、内燃机被发明出来并引发工业化大生产之后，世界的反应时间长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而现在的我们，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更短。此外，万事万物间的关联如此复杂，已然超越了人类可以察觉其端倪的程度。在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夺取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令大片土地沦为无人区之后，人类共同体下定决心签署条约，并就削减军备的措施达成共识，以避免世界末日降临。由一桩严肃事件的发生引发的觉醒，以及因此促成的纠偏机会，在人工智能技术时代不会再有。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普遍认为，我们正哺育着一只可能将我们一口吞噬掉的猛兽，甚至很多其他人也这样认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里，越发迫切地给予我们警示：人工智能或许意味着“人类物种的终结”。技术先驱，同时也是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将不受掌控的人工智能发展类比为浮士德意义上的“魔鬼的誓言”。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毫不掩饰他对“某些人竟无惧于人工智能”的震惊。

让人工智能机器人获取自我调节的能力，无异于将统治地位拱手相让。诚然，成功驯服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挑战巨大，我们却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只要技术的发展依然掌握在少数巨型跨国集团和寡头手里，成功驯服这类超级智能力量便希望渺茫。因此，目前的我们必须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在内的所有相关层面疾速调转方向。每个人都可以且有义务为及时实施这一解决方案贡献力量。

我们需要思想家，而非计算专家

为了避免实验室里的“技术宅”和跨国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联手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自然科学家同其他包括哲学在内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要早日达成多样化且密切的协作。在一篇饱含知识又充满激情的文章里，95岁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人工智能不断地通过试错，以指数级的优势碾压人类的学习速度时，我们势必要考虑一下，它们犯错的速度和波及度也将远超我们。人工智能研究者想针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结果制定出‘伦理’或‘理性’导向的约束性规则，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所有学术性专业的起源，都在于人类无法就概念界定取得共识。要让人工智能来居间评判吗？”³

为了避免噩梦般的场景出现，这位年长的智者、美国的政治引路人建议设立哲学家委员会：“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对技术世界的无知程度与我不相上下的人工智能研发者们，应直面这里抛出的问题，积极寻找技术上可操作的答案。美国政府有必要设立一个由思想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对社会前景做出表述。目前清楚的是，如果我们不尽快这么做，很快我们就会意识到，一切已然太迟了。”

变迁的缔造者在哪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及创新型企业涌现出来，二者正携手尝试的新的后物质主义模型的国度或区域又位于何方？不限于过时的分析，而相信自身悟性、动用理智去睁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又在哪里？

一场思想者的启蒙运动迫在眉睫。我们需要对进步做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的界定，使其有能力整合数学、社会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的范式及知识。以此为出发点，有必要且有可能展开一场意识革命。我们必须塑造一个全新的经济，即量子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依托新兴技术，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民主稳定以及无损于地球生态的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而所有这一切必须现在就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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