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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啤酒——胎动落地的时候就有一种迎难而上的劲头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知道,燕京啤酒之所以能够最终在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成为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不可忽略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它胎动落地的时候就有一种迎难而上的劲头。

根据《人民日报》1982年7月18日发表的文章,顺义啤酒厂上得快,工程进展迅速,除了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发展啤酒生产、改善首都市场供应的重要意义有充分认识、工作积极主动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厂是由顺义县全权筹办的,县里事事能做主,遇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该文章举例说,啤酒厂开始筹建时候,就遇到了征地问题。建立一个年生产能力为2万吨的啤酒厂,需要大量的土地。由于顺义县政府能够积极想办法,把啤酒厂址选在一个占地200亩、已经停产的砖厂内,没花分文购地费用。接着遇到了资金问题,按计划,第一期工程需要投资675万元,而银行只同意贷款250万元。面对这种情况,顺义县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比如从县政府的开支中挤出30万元,从县工业局的利润留成中拿出133万元,从停办的农药厂的剩余物资加以利用中获取资金折合230万元,仅仅这三项就达393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1.2%。

正是顺义啤酒厂的建设现象,人们普遍想到了一直是国家和民族骄傲的青岛啤酒的建设难度。

《人民日报》以《两个厂建设为什么一快一慢?》为题目,对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建设啤酒厂做了对比:权力下放争主动——顺义啤酒厂1年建成投产;婆婆太多难办事——青岛啤酒厂扩建扯皮2年。

媒体对顺义啤酒厂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表扬,用“不等、不靠、不拖”六个字来表达对顺义啤酒厂建设的好评。而这六个字也恰恰说出了燕京啤酒前身的一种自力更生、倔强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在燕京啤酒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精神一直存在着。

早在1981年1月中旬,也就是国务院批准青岛啤酒厂扩建4个月之后,青岛啤酒厂扩建方案报到了山东省有关部门。春节前夕,青岛市轻工业局一位副局长带着省有关部门批准的扩建案赶到北京,从此,这个方案在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开始了漫长的公文旅行,直到同年9月1日,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公文旅行后,青岛啤酒厂的《挖潜工程计划任务书》终于批转下来。这时候,距离国务院批准扩建青岛啤酒厂已经过去整整1年了。之后,青岛啤酒厂的扩建工程又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磨难,2年时间过去了也没能完成扩建。

《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改革体制转变作风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体制改革是要逐步进行的,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作风要端正;要讲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官僚作风”或许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词。因为,1982这一年,国务院对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部委数从52个减少到41个,但同时也增加了一个冠有新鲜名词的机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10月出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和政策,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被正式应用到中共中央文件中去。其实,燕京啤酒从1982年投产到1992年,整整十年的成长历程,也恰恰是中国在摸索经济改革的进程。两者的一个共同点都是摸索着前进。

历史往往让人们发笑和感慨。从燕京啤酒呱呱出生开始,人们就把它与百年品牌青岛啤酒相比,这似乎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之后,燕京啤酒与青岛啤酒就一直在人们心目中做着不停的比较。而两家之间或明或暗的比拼,一直没有消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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